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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民:“电影土匪”的梦》     主持人:斐永俊来的当天,现场那么热闹,你有预计吧?   陈伟明:想到过,看到这个场景以后,确实吓一跳,我们前前后后把所有的环节都想到了。   主持人:咱们要把一个事情说清楚,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中方的代表请斐勇俊了来中国做什么宣传活动,而是说斐永俊所拍的电影本身就是你投资的,所以说你是斐永俊的中方老板。   主持人:没有到现场去。   主持人:你一个人躲在酒店里面,当时在想什么呀?是不是挺乐的呀。   陈伟明:我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者,电影的容不能吸引每个人去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你是一个制作电影的人,我们节目有一个基本的流程,都会从一个人小时候开始将起,大家都特别希望这个人怎么样成为电影制作人。   范美:怎么的成长经历。   主持人:你大学学什么专业?   陈伟明:我是学计算机的。   主持人:学计算机。   范美:应该说你小时候对理科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吧。   陈伟明:我觉得还是兴趣吧,其实学什么不重要。   主持人:你的兴趣是在计算机。   陈伟明:我的兴趣还是在电影,我觉得电影是我的一个梦。   主持人:那为什么学计算机呢?   陈伟明:像我们这个年龄出生的人,基本上父母有一个情景就要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陈伟明:我是比较喜欢文科,自己也对文学一直有兴趣。   主持人:上中学的时候。   陈伟明:读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有这个兴趣,我读中学高中这一段,那是完全比父母逼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分文理科班。   主持人:我听说那时候发生“暴力”事件,是吧。给我们讲讲。   陈伟明:高中分班,我是分到文科班,第一天文科班分完以后,我父亲赶到学校里来,把我从文科班拎着我的耳朵弄出来的。     范美:好没面子呀。   主持人:周围有很多女生都已经喜欢你了,那时候。彻底没戏了。   陈伟明:说是有个人喜欢我,我不知道。   主持人:正在上课的时候。   陈伟明:正在上课的时候,早读嘛。   主持人:老师也在,那多没面子呀。   范美:他们都怎么反映的?   陈伟明:他们都傻了。   范美:看我们班一学生他爸从这头拎到那头。   陈伟明:那是我父亲,不能说什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直接到系主任那里去,那个时候叫教导主任,直接跟他谈,我的孩子不行,不能学文科,我的孩子必须到理科班去,不然不让他上课。   主持人:主任说你们孩子理科都不及格,怎么让他上理科班,你当时成绩还可以。学什么都行?   陈伟明:也不是,我觉得还是骨子里面还是学习文学的东西,那么这个文学的东西直接影响到我来做电影。   主持人:你心理不觉得很委屈吗?   范美:没抗争一下?   陈伟明:肯定内心是很痛苦的,但是想想,我们都是孝子,不违父命,父亲有些东西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父母的意见还是要听的。   主持人:是在父亲的坚持之下学了理科,你做了电影,把这个数理化都抛到一边去了,这个时候不怕违抗父命呢?   陈伟明:我觉得不能这样讲,比如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一个学生,我觉得做电影对我来讲,这一段历史,我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帮助,比方说理工科他的逻辑性,这个逻辑性直接影响到我对剧本的一个逻辑推理,比如说我们讲故事,电影都是讲故事,我们有时候很多导演出来剧本的时候,他的那种影象的东西会很强烈,可是在故事的呈现逻辑性里面,比如他的任务性格,他的人物的命运走向,他的整个故事的、整个逻辑的走向,如果他的逻辑性不强,他会犯很多故事上、逻辑上的错误,我想因为我学过理工科,比如说计算机,计算机对成学的要求是特别严谨的,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来分析这个电影的故事的一个脉络。   主持人:没有白学。   主持人:厦门大学是计算机毕业,毕业之后干什么呢?   陈伟民:我们做过很多事情,毕业之后当时分配在上海铁路局,计算机中心,没去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还不如自己来做,有可能一个人生的东西要靠你自己来判断。   主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讲说,创业什么的,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怎么做呀?要经验没经验,要钱没钱。   陈伟明:你可以从头来呀,我们也是什么都没有,从头来的,我出来是100多块钱,我走向社会的时候,带了100多块钱。   主持人:带了100多块钱,选择驻扎地在那儿   陈伟明:我第一站去的深圳。   主持人:深圳当时是热土。   陈伟明:那一段想想还是蛮有意思的。   主持人:我帮你回忆一下,范美展示一下一份报纸。《深圳特区报》。   范美:挺熟悉吧。   主持人:还记得这个报纸吧,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陈伟明:这张报纸的前生深圳信息特区报,我想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卖这个报纸。   范美:卖一个报纸,报童。   陈伟明:因为就像主持人问的,你什么都没有,就做什么都不需要的东西。   主持人:你不觉得在深圳的接头卖报纸,和上海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的感觉是天壤之别吗?   陈伟明:可是这都是你自己找的呀,比方说我选择在上海,有可能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或者很好的办公室,上海那种也很方便,可是你在选择卖报纸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感觉很艰难,很艰辛,可是你在卖报纸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新的体会,这是我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一种体力或者脑力付出的东西,在一个办公里面别人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卖报纸实际上迫不得已的事,找不到别的工作。   陈伟明:肯定是这样的,找不到。   范美:当时卖的怎么样?   陈伟明:当时卖报纸,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13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现在两个人都在美国,好久没联系了,把他们请来一块卖报纸。因为那会大家都没钱,你想我100多块钱,你每天要吃东西,要生活下去,那个时候喝水,喝水你要付钱呀,那怎么办呀,我们基本上三个人,一个人看着我们的行李,我们住在公园里边,没地方住,睡在深圳一个特破烂的公园里面,一个人守着行李。   主持人:流浪呀开始。   陈伟明:就开始流浪,两个人出去卖报纸,就每天轮换,卖了报纸以后,今天卖多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能吃到盒饭,那个时候盒饭1块钱还是2块钱,很便宜,相当便宜,每天卖的报纸钱也就够我们三个人买一份盒饭的钱,为什么另外那个人不能动,要保存体力,我们两个人出去卖报纸,卖完买一份盒饭出来,三个人一起吃,吃完以后,不累的人晚上出去找活干,就这么轮换来干。   主持人:他再来养活你们俩。   陈伟明:轮换来做。   主持人:怪不得他们说这是陈伟民先生的被子,原来是可能卖不完的报纸可能拿回去盖被子了。   范美:当时晚上也住在公园里吗?   陈伟明:住在公园里。   主持人:一点准备工作都不做。不想想去那儿找一个朋友住他们家或者是怎么样?   陈伟明: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因为你选择了这条路,你没有退路,你回去面对父母,你没办法来讲这个东西,你工作不要了,你回去做很落魄的东西,你还去找同学,还挺为难的。   我觉得那一段历史对我来讲是一段很好的财富,我们现在再怎么难,你会想跟那个时候比,你好多了,我这么多年做生意下来,再怎么艰难,我大不了再回去卖报纸,你的底线会有一个底线,那个底线告诉你,你大不了再回去卖报纸,有什么了不起,卖报纸还能活下去。   主持人:这是你对这件事理解的正确,也有可能有人认为自信心完全被打击了。   范美:尤其刚出校门的话,如果碰到一个的打击,常常会有特别深的挫败感吗?你那个时候有吗?   陈伟明: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这样去看,好像去卖报纸是一个多大的打击,不能这样看,我觉得你就是你人生的经历。   主持人:多长时间?   陈伟明:差不多有半年多。   主持人:别人说这种插曲,一般都是一两周或者两三个月,过去就好了,你怎么会有关半年时间呢?   陈伟民:我觉得一两周不算磨难,这都不算磨难。   范美:那个时候如果你家里人要问你,说你现在在深圳干什么?你怎么说呀?   陈伟民:我说我在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工作。   主持人:我们这个办公室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流通,绿树成荫。   范美:谎一直撒了有半年之久。   陈伟民:我差不多有7年没有告诉我父母我在做什么?   主持人:好像特工一样。   陈伟民:他们都是陆陆续续从媒体上看到我,原来我儿子在做什么做什么。   主持人:你们露宿三人组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改变现状?   陈伟明:因为学计算机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他对机器的结构、构造比较好,我们开始突破的时候,深圳,大家都知道,沿海地区,当时他的商业机会,包括它的那种海外的营销的东西比较多,我想我们本身学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大的突破,我们开始帮别人修机器,开始帮别人确修机器,修什么打印机、复印机,只要跟机器有关系的都敢去修,懂不懂,那个时候很大的复印机,我们也敢去修   主持人:修不好就跑,反正。   范美:没人追。   主持人:反正没地儿住,谁也找不着。   陈伟明:反正所有的原理都差不多,反正感觉都差不多,都敢去修,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修,啥也不懂,修的第一个是拎复印机,拎个包就去了。   主持人:复印机很贵。   陈伟民:很贵,机器很贵的。老板一看小破孩儿还来修机器,你懂不懂,然后拿着文凭给他看,你看我们学计算机的,跟这个原理,老板看着我你这小子,你懂不懂,计算机跟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我是学软件应用的,那个是机械的东西,你懂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是一个广东朝盛老板,用怀疑的眼光问我,其实心理也没底。   主持人:你也不知道懂不懂。   陈伟明: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先把那个说明书拿出来捣鼓捣鼓看,看完以后,按照那个机器结构图,这个咱们懂呀。   主持人:老板过来说,你先学呀你。   陈伟明:老板问我,我说要最起码要对原理,要研究他,出了什么故障,列一大堆故障给我,列一大堆清单给我,我说行,把机器打开来,我印象特别深,机器一开不知道怎么关。   范美:会拆不会装。   主持人:打开以后觉得跟洗衣机差不多。   陈伟明:所以我觉得那一段蛮有意思的。   主持人:大家还想知道,你那机器给人修好了没有?   陈伟明:修好了,肯定修好了。   主持人:这不会是你开始赚钱的方法吧?一个糊口的方法。   陈伟明:这是要活命的方法,活命的方法,要吃饭,现在我们讲这个东西觉得挺可笑的,但是我们这种经历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每个年轻人可能都会也处于低谷的一个时期,尤其刚刚走上社会的时候,遭受一些挫折和低谷期,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就会觉得漫无边际,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出头之日,你当时是怎么样鼓励自己的?   陈伟明:说实话刚开始确实也没有希望。   主持人:也觉得很沮丧。   陈伟明:这个希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虚荣心,就是你刚才问的,你也不愿意去找父母,又不愿意找同学,其实深圳有很多朋友,都不愿意去,就是虚荣心,虚荣心在作怪,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样去见我的同学,见我的父母,反过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虚荣心,你怎么运用这个虚荣心,我觉得虚荣心是我的一个动力,我必须要把自己做好,我必须成功,促使你来成功,那你会找很多机会。   主持人:你第一桶金的概念是多少钱?   陈伟明:那个时候赚了100万。   范美:多长时间赚到这100万?   陈伟民: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我讲一个真实体会的时候,信任,你怎么建立自己一种诚信,你要出社会,要出社会,你怎么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你把自己的信任建立起来特别重要,我做走私车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那个时候离我们很前面嘛,那么他非用一种方法来考验我们,我跟他们也需要信任来建立,没有信任也不会给你。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测试我们,我印象特别深?突然有一天老板给了我一个麻袋,一个很大的麻袋给我,跟我讲,我那个时候在…,你拉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他也不跟我讲什么东西,你要把它送到厦门去,厦门你也熟,我在厦门读过书吗?那个时候到厦门坐大巴很远的,那个时候路不像现在,没有高速路,很远,不知道什么东西,老板说,你这个麻袋的东西不能丢,很重要,老板说很重要,我们就傻乎的背着个麻袋上车,那个时候能做什么,就坐大巴,也提心吊胆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晚上也不敢睡觉,你坐车10个小时,中间也不敢睡觉,得把着麻袋。   主持人:像电影情节。   陈伟民:把麻袋放在地下踩着,一踩软软的,但不知道什么东西,又不敢看,后来我平安的把这个麻袋送到厦门交给那个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一麻袋全部是钱,现金,一麻袋的现金,可是他并不是说完全相信我能够把这一麻袋钱能够去交给那个人,他是跟我整个全程里面,他们派了两个人跟着我,但是我认识这两个人,他是用这种最土的方法来考验你这个人的品质。   主持人:你只要敢动心的话。   陈伟民:你敢动钱的话,你这个人就基本上合作没有可能了,可是你不知道,然后我送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人挺好,有一种信任,我讲的故事,我们在商业社会里面一定要自己的品质,品质很重要,你的品质就是你的诚实,如果我现在想,我知道当时有50万现金。   主持人:10块钱一张的。   陈伟民:那个时候10块钱的。   主持人:你不好奇吗?   陈伟民:很好奇。   主持人:好奇就拆开看一眼,然后再缝起来。   陈伟民:我想他说过不要看。很重要的东西,没看,这些东西很重要。   主持人:那个时候学到了人生对重要的一刻,后来老板讲给我听呀,我真的大吃一惊,我觉得这个信誉已经过了,我的信誉已经取得他们的认同。   主持人:我听说你的经历不光是做了一件事,赚了一件钱,然后就去拍电影了,你还去做过房产?   陈伟明:从资本来讲,我是做地产的,是一个大的转折。   主持人:在地产方面赚了大钱。   陈伟明: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该思考何去何从,你到底要干什么。   主持人:接着做地产。   陈伟明:那个时候发现不是我的兴趣。   主持人:还能赚钱,但不是兴趣。   陈伟明:每天跟钢筋水泥打交道,不是我的兴趣。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财富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你要做一些未来对你一生有影响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你要思考,我刚出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商业机会的,你要去找商业机会,你现在已经成熟了,你就要有一定的规律,一定专业的东西来支撑你走完后半生   陈伟明:我们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开头开的不是很好,作为一个电影,又碰到上不了,第一部连续剧又闹的沸沸扬扬。   主持人:被告,但是连续剧应该赚钱了,连续剧播的很火。反正官司不断。   陈伟民:不是很舒服,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这个行好玩。   主持人:反倒有兴趣了。   主持人:我听说公司比较艰难的时候,你由于没钱请不起导演就自己拍戏,是吧。   陈伟明:当时没有钱,请不起导演。   主持人:反正我们看那些照片挺邪乎的,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导演带着大家在说戏,都穿着军大衣。再看看这一张,这一张蛮认真的,当时在拍《永远有多远》,最后一张就心酸了,大家注意看,这个人看着监视器,但手上打着吊瓶。   范美:带病工作。   主持人:你当时是在做导演。   陈伟明:对,我当时做导演。   陈伟民:我觉得作导演完全是被那些伪的导演逼的,当时我们请一个导演,还有一个比较名气的导演,可是他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就跟摄影,跟所有的组创人员都凝起来了,没办法交流,他要的东西,然后老是觉得自己最好的,所以的话,就整个团队,我刚才讲了,导演的把他统一起来,要有综合的协调能力,导演的综合能力很难,跟每个部门很难沟通,他作为带来的摄影最后都不听他的,很难弄,这个时候已经离开机的话还有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导演撂挑子了。   主持人:那可能是要加薪。   陈伟明:一个是要换摄影,换美工,你想想,我们《永远有多远》是在西安拍的吗?   主持人:最巧的事是在我办公室拍的。我向大家申明不是我请他今天做节目的,是我们偶尔碰上的,一说他拍过《永远有多远》,我就想在西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帮人马,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我在做广告公司,说能不能用一下你们办公室,特别合适,景色特别好,结果当时刘孜就去拍戏嘛,我在广告公司那个镜头,在我们公司拍的。   陈伟明:跟你有缘分。没有我觉得没办法弄,我们几十口人已经扎在西安了,你那个时候要换导演了,换那么大的队伍,不太现实,从制作成本来讲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在现场,我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你要不咱们就好好妥协,天下没有不可以沟通的事情,对不对,而且摄影是你带来的,你都弄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跟他合作过几部戏呀,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没办法,他们不走,我走,这下急了,第二天我请了100多家媒体、记者,第二天就开机了,开机仪式。100多人媒体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导演撂摊子,所以我们跟他谈不下去,谈不下去还跟我丢一句话,有本事你去拍!   范美:激你。   陈伟民:有本事你去拍,我说好,我拍给你看!   主持人:是赌着气上阵的。   陈伟明:对,完全赌着气,我说第二天你还不要走,你坐我旁边看我拍。   范美:赌气归赌气,自己干上去可不是那么容易吧。   陈伟明:我讲了这话后悔,我真不会拍,我那里懂拍嘛?我的天呀,我说这怎么拍呀,制片主任是他带来的,一般按照拍戏的规律,先拍容易的,让他们磨合,再拍难的,我一看,第二天,我早上起来我一看机器,全场是重场戏,一下来就是徐帆,景岗山,大牌明星全上一看啥了,这完全正我,整个脑子一锅粥,我说这咱们死扛也要上。   主持人:没关系,他们都不演你自己演。   陈伟明:我想我的太差了,形象好一点,我肯定演了,当时我临到现场去,我晚上找到摄影师已经睡了,我本想跟摄影师好好沟通一下,摄影师已经睡了,我到现场去,摄影师才知道我还会做导演,整个瞎的,第一场戏在西安古城墙上,而且用的是当时我一看那一场戏,徐帆从城墙上,要去跳城墙,一直跑追上去跳。   主持人:一场很动的戏。   陈伟明:对一场很动的戏,现在是余小伟劝他说,不要去跳城墙了,余小伟是一个新人,他的第一部处女作是我们《永远有多远》,还等着我他讲戏。   主持人:你说跑的时候没摔跤就行。   陈伟明:一个脑子一锅粥,紧张呀,我到现场一看,一北媒体在那儿呆着,准备都在那儿写了,老板不做了,做导演,准备发稿子,整个傻子了,后来摄影商量,商量商量找了感觉,手持嘛,最简单的拍法就是手持嘛。   陈伟明:但是《永远有多远》这个戏很有特点,因为你不知道吗?你没有框框。   主持人:我刚上场之前还说了,说到那个…完全是几个学生就那么拍,风格也很奇怪,也不规范,他一样可以很受欢迎,有时候外行能作出打破窠臼的东西。   陈伟明:当然这里面要加班加点学,后来拿了一本电影镜头什么什么运用,在那儿边翻边学。   陈伟明:作为我来讲,我要对公司负责任,我的公司不是我个人的,是股份公司,我要对我股东负责任,我希望我整个周期是能够控制的,刚才看到看到了,为什么打吊瓶,赶工期呀,每天剧组一开工就十几万,赶工期不能把这个钱,所以我已经很体力透支了,每天工作量17、18个小时。   主持人:从早拍到晚。   陈伟明:你知道大家拍戏,拍戏在现场尤其拍连续剧,你没有一个好的执行导演的话,基本上都是导演拍死掉,导演和摄影拍死掉,其他人都轮流来休息,我觉得那也是自己找的苦,找的一个痛苦。   主持人:后来也不做导演了。   陈伟明:不做了。   主持人:别人说这是一个新秀导演,就拍了一步戏就消失了就,《永远有多远》拍完之后,你们公司又再做什么作品?   陈伟明:《永远有多远》,我们后来也拍过《对门对面》,《飞天舞》,《北京我的爱》,反正一堆,另外我个人的重点把他放在电影方面去了。   主持人:电视剧很赚钱呀,为什么从电视剧突然跳到电影上了。   陈伟明:我想从电视剧那个汇报率来讲,大家知道,电影是一个暴力行业,但电视剧不是。   主持人:风险的风险很大。   陈伟明:电视剧是一个稳定行业,尤其在中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也希望从公司这个角度希望,他自己也有一些品牌,如果我要做电影,我一定是要有一个市场保证的电影,一定是要赚钱的,一定是要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开始就,你在亚洲市场里面来找一个平台。   主持人:那为什么会想到韩国电影呢?而不去做中国电影,因为中国大导演现在也挺多的?   陈伟明:我们为什么选的是韩国,第一个,文化背景相同,第二个他比较健康,第三个,中国电影进到韩国去,我们现在在韩国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好电影拿到韩国去放,让更多的韩国人喜欢中国的电影。   主持人:我听说《英雄》都是你做的。   陈伟明:《英雄》、《十面埋伏》包括这次陈凯歌的《无及》都是我们在韩国那边放。   主持人:票房好吗?   陈伟明:《英雄》是卖了1亿7千多万人民币,《十面埋伏》卖了将近1亿5千万人民币。   主持人:韩国人是很爱看电影的。   陈伟明:韩国人很爱看电影,这次我们也期待无及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   主持人:都是大导演。   主持人:我们在查你资料的时候,很多报道就是说给你总挂一个头衔叫“电影土匪”。   范美:我刚一听特别惊讶,我还跟导演组人说,如果你找一个电影王子或者电影骑士的那种,还会比较让人产生比较美好的联想。但是一般说土匪,我给你念念字典上怎么规定土匪的意思,土匪是指地方上抢劫财务、无非做歹的武装匪徒。   主持人: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吧。   陈伟明:是媒体给我的名字吧。   范美: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有什么反应?   陈伟明:我们以后觉得挺好的。   陈伟明: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就要像土匪一样,我觉得土匪第一个,他一定要有掠夺性,我们是创业者,创业者一定要去掠夺,这个掠夺是说你要进攻性,你要有开拓能力,你敢去那些你不知道地方的市场去做。   主持人:大不了回去卖报纸吧。   陈伟明:第二个,你要有包容心,土匪是很包容的。你的包容心越大,你才有可能跟不同的人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是土匪,我觉得一个中国的电影需要我们这些冒险的人,需要一批冒险的人,不要去做实验做探索,你才有可能让电影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愿意做这个土匪。   范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土匪还是挺可爱的。   主持人:今天是第一次认真诠释了电影土匪的概念,也是接受了这个称号。   陈伟明:我本身今天不应该穿这个西服来,应该穿一个跟土匪一样的来。   主持人:腰里要别上两把刀,但是第一次到韩国去还是文质彬彬的,参加韩国的一个什么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