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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练习，我觉得要想提高，不一定是再掌握多少单词，多知道一些技巧，多了解一些文学常识，多理解一些思维方法，多知道一些国外的人文历史，社会常识也是大有裨益的。这是一篇谈思维方法的论文希望能有益处，祝你好运。翻译思维模式与英汉互译策略研究的力作 ——读《翻译思维方法论》 摘要： 本文简介《翻译思维方法论》的内容，指出它的三个特点，认为它是我国翻译思维模式与英汉互译策略研究课题的力作，是对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贡献。 关键词：翻译; 思维方法; 英汉互译 1。0 《翻译思维方法论》简介 《翻译思维方法论》（以下简称《论》）为16开本306页的专著，是韩家权、柏敬泽两位教授长期以来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作。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宏观的翻译理论探讨，包括绪论和前四章：回顾与借鉴；英汉对比分析：英汉互译对策的基础；翻译的原则；翻译：理解与表达的辩证统一。第二大部分包括在翻译实例中探讨微观的翻译思维方式转换方式的后四章：英语比较式的理解与汉译；英语比较式的理解与汉译；英语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的理解与汉译；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探讨若干译例译法。《论》各章都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理论阐述和和作者的研究结论。它引用了大量的名家名言，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全书各章既可以独立成文，又是一个研究系列，是作者20多年来翻译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经验的结晶。 2。0 《翻译思维方法论》的特点 2。1 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翻译学或翻译理论研究是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它面广量大。作者认为： 翻译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的互相转换的以传达意义为目的的一种言语、文字行为，亦即从原文进入译文的一个过程，成型的译文则是翻译的终端产品。从具体的翻译行为来看，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译者依据原文充分发挥个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一个过程，是译者学养或造诣的一种综合表现，它同时也反映了译者对原语和译入语的感悟力和审美经验。探讨翻译的原理性问题，若能从语言认识和语际交换的思维规律入手，比较两种语言的异同，分析人脑思维在双语转换中的运作机制，将会对翻译实践产生宏观的指导意义。 这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是作者翻译研究视野的新颖性和开阔性的具体体现。 中西思维模式的比较研究是老课题, 也是新课题。严复、林语堂、季羡林等不少中外专家学者都有过不少零碎但精辟的论述。“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思维方式的差异, 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 翻译的过程, 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 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 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连淑能，2002：46）近年来，翻译思维问题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关注，思维方式与翻译策略探讨的论文也不少见。 “作为两种语言的艺术, 翻译是没有固定模式的。翻译时涉及到的因素很多, 必须从文体、上下文等全面考虑。但是,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分析原文和处理译文, 就会使思维转换的明晰程度增高, 无疑为译者开辟了一条可靠的途径。”（王玉章，2001：48）《论》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翻译学研究视角，富有开拓性，很有挑战，这样的专题专著笔者却很少见到。 2。2 翻译研究理论有深度。《论》内容覆盖面广，可谓博采众议，博古通今。它涉猎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方方面面，涉及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如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文艺学、阐释学、美学等等。以第二章为例，作者从哲学和语言学角度讨论英汉语言的异同。它对名词、动词、代词等8种词类进行了英汉构词对比，并得出了5点结论（见第45-47页）；英汉表意赋形的对比研究概括了6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见第49-53页），英汉民族思维异同的对比颇为具体，这使笔者对英汉语言的异同及英汉民族思维的异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这样探讨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英汉互译实践中的思维和对策无疑大有裨益，也是整个译学深入研究的现实需要。这正印证了刘宓庆先生深有远虑的译学观点：“翻译学之研究思维问题，既是为了提高翻译理论水平及科学性的需要，又是提高翻译者智能和素质的需要，因为翻译是一项高智能的思维科学形式和艺术再创造活动。”（转引韩家权等，2003：75） 又如，《论》第二章第三节从心理学角度讨论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问题——“语感”。何为语感？作者认为： 语感是内容非常丰富、结构非常复杂的感性复合体，它包括词义感、语音感和形象感三大类，这也正像直觉思维形式也包括联想、类比、想象、灵感、顿悟等多种思维形式一样，它们下属还有多种语感形式。若论及翻译，它还应包括双语的语感同异感。在翻译过程中，掌握和运用语感十分重要，这样可以帮助解决对原文本理解和对译文的表达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是那些不需也不便用抽象逻辑思维去解决的问题。另外，如同思维一样，作为心理现象的语感，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心理特征，一是它们并非与生俱来，天生就有，而是后天获得的，是后天培养和训练得来的；二是它们也不是万能的，如所谓的万应灵药一般，可以包医百病，就是说它们并不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这正说明为什么我们翻译时还要进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原因）；三是尽管它们在运用过程中常常会给人一种“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的感觉，似是有一种瞬息突发的感觉，但它们的形成决不是即时的、短期的或是自发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与个人的翻译活动相应的实践体验才能逐渐形成的。 这样的理论阐述抽象又具体，入情入理，说服力强。 2。3 翻译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论》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是将思维科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的多学科的最新研究理论成果联系翻译研究的实际；二是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联系翻译实践活动的实际。仅从《论》后四章题目——“英语比较式的理解与汉译”，“英语比较式的理解与汉译”，“英语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的理解与汉译”，“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探讨若干译例译法”看，我们便察觉到作者一贯强调“翻译实务和理论研究相统一” 的鲜明立场。 《论》着重讨论语际转换中译者应取的思维方式、思维层次和思维角度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从事翻译事务的人们应该如何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或直觉思维来解决翻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者本着务实的原则，针对一些英汉互译中的语言现象，提出一些英汉互译的对策，作出有针对性强、比较明晰的理论阐述。例如，第四章“翻译：理解与表达的辩证统一”在大量的英汉翻译实例（见128-196页）中，讨论词（语）、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上翻译过程的理解与表达问题。它探讨了词（语）的基本意义和搭配意义，也讨论了如何解析原文的句子（主要是含各种修辞格的句子）结构、信息组合以及译文句子的构建问题。它还从具体的语篇中句子与句子、语段与语段之间的内在语义联系和逻辑联系的角度，探讨了语段、语篇翻译时必须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及应对策略。而这三个语言层面上的理解与表达问题，正是人们进行翻译时必须认真解决的最根本、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这样的配例阐述对翻译教学与实践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论》还指出，词（语）、句子、语篇（含语段）三者之间有着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必须注意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它们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既要注重词（语）在句子翻译、语篇（含语段）翻译中的微观基础作用，也要牢记句子、语篇（含语段）对词（语）基本意义具有宏观调控的指导性作用。句子与语篇（含语段）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亦大致如此，同样需要我们从两个相向的不同的角度给予注意。抓住了语言层面的这些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其它方面的诸多问题（如把语言作为其载体的文化、文体、学科专业等方面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共同依据和共同基础，翻译中的一切理解和表达问题也都终将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3。0 结语 翻译思维研究是个全新领域，涉及面广而深，可变因素多，作为翻译思维方法与英汉互译策略的开新之作，《论》难免也有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地方。譬如，《论》关于英汉民族思维的异同点的讨论可以更深入，归纳出一些更具体的思维特点来，这样做或许对翻译实践会有更强的指导意义。譬如，连淑能（2002：40）指出，中西思维方式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如下10对基本特征, 他们互相联系、互为因果。1、伦理型与认知型；2、整体性与分析性；3、意向性与对象性；4、直觉性与逻辑性； 5、意象性与实证性； 6、模糊性与精确性； 7、求同性与求异性；8、后馈性与超前性；9、内向性与外向性；10、归纳型与演绎型。他（1993）还从“综合语与分析语”、“聚集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10个专题出发, 阐述“英汉的语法特征、表现方法、修辞手段、思维习惯、语体风格、翻译技巧以及某些文化因素”等问题。这些中西思维方式、语言文化的差异在英汉互译实践中都有较多体现，这样的对比分析给人流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又如，汉语行文说话特别喜欢联对作偶，而英语就没有这样的习惯，这或许是“复式思维”与“线性思维”使然，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其深层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从内容到形式上，《论》对翻译思维方法进行了综合概述和认真梳理，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理论浓厚，开拓性强，紧密联系实际，不失为翻译思维模式与英汉互译策略研究的力作，是对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贡献。参考书目 [1]韩家权、柏敬泽。 翻译思维方法论[M]。 大连：大连出版社。2003。 [2]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3]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2):40 – 46。 [4]王玉章。 关于思维方式与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3):45-48。——本文已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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