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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本名康洪， 1965年9月16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长汀县。1981年---1985年：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糸，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8月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1986年：小说处女作《黑马群》发表。《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因写法新颖产生争鸣。1987年：小说《谐振》刊于《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产生广泛影响。从1988年开始，发表《逃亡者说》等一糸列“者说”糸列小说，计有：1990年：《劫持者说》，1991年：《披甲者说》，1991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1992年：《聒噪者说》。这个糸列的小说使北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受到批评界广泛关注。1992年北村个人创作转型，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发表了第二糸列的小说高潮，计有：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武则天》，小说《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最后的艺术家》、《伤逝》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从19 99年开始，北村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描绘人在追求终极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计有长篇小说《老木的琴》，本篇获得该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小说。还有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周渔的喊叫》引起关注，被拍摄为电影《周渔的火车》，成为当年的中国影坛大片。从2003年开始，北村进入第四个阶段的写作 ，其作品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计有长篇小说《望着你》、《玻璃》、《愤怒》和《发烧》等，至此，北村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创作力旺盛，创作量大大超越往年。北村入选中国小说五十强（1978---2000）优秀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北村除了写作小说之外，还创作了诗歌和影视作品，著有《北村诗集》（即出），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改编自小说，与孙周和巩俐合作）、《冬日之光》、《对影》，《武则天》（与张艺谋合作）；23集电视剧《台湾海峡》（与张绍林合作），在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强档已热播；30集电视剧《风雨满映》（与雷献禾合作），17集电视剧《城市猎人》（与吴子牛合作），此外还有姜文买断的小说《强暴》即将拍摄成电影。记者：为什么用"愤怒"作为书名？ 北村：这个书名很直接，主要针对两点：第一，当下社会的现实处境；第二，当下人们的心灵处境。我觉得很多作家对这两点持麻木不仁的心态。 愤怒，是针对作家良知的沉睡状态所说。本书所描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 记者：《愤怒》的风格与你以前注重技巧、结构繁复的风气几乎完全相反。 北村：其实我一直在挣脱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不存在技术判断，也不是说现代主义的方法过时或者不过时。任何一种方法都是跟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当我要写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的和心灵的处境时，我必须摆脱原来的那种冷漠的语言，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有神圣感情的人，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个新的态度。在《愤怒》之前的一些作品当中（包括《周渔的喊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而《愤怒》则是完全明确地摆脱了现代主义的东西。可能有人会问，这么简单的语言有表现力吗？那么我就会告诉他，你不要注视我的语言，而要看我的语言有没有表达重要的信息：即人物的精神层面的感受。这个信息是内部写作达成的，不是外部写作所能完成的。内部有另一条河流，人性的困难或者心灵的巨大矛盾和希望都在那里。 记者：这本书的主题涉及的，可能是当下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主要关乎人性和心灵。 北村：你可以看到，《愤怒》的前半部分，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对人的权利和人性伤害一种非常真实的揭露。当初这本书的出版者跟我签的起印数是五万册，临到印前可能信心不足，印了三万，刚过去几天，他就告诉我，货全部铺下去了，赶紧又加印了两万册。这是什么信号呢？它表明现在市场上这种类型的作品很少。我不认为我写得有多好，但从文学作品的意义来说，你真的很少看到真实反映这种伤害的作品。它不像主旋律作品或社会小说一样，预设一个别的立场，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个作家无法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作家应当有自己良知的基本立场，它面对的不是某种势力或某个阶层，而是所有生命。当然，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改变人的精神里边的基本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变革的人性基础。 记者：《愤怒》中的主人公形象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人物？ 北村：李百义可能真的在中国是个别的现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人物不太真实，这正是我要塑造他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代表真理，并不能因为这种人物很少就不可信。从内在和内心出发来看，这种人比许多只写外在命运的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实。外在表现出来的反而有一种虚假性。 他们行为的依据在哪里？我以前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人性的消极面和局限性。 现在我发觉，某种真实的有价值的理想主义人格，可能是我有责任把他描绘出来的。《愤怒》的主人公李百义是我作品中，惟一让作为作者的我非常感激的人物，这个人物让我产生了对他的爱慕。以前我作品中的人物，我是以文学家的感觉来爱，而李百义是让我以朋友的身份来爱和敬重。我写完这部小说重读的时候，竟然两次流眼泪。 记者：这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必须用心灵来写作。 北村：我不敢说自己是完全用心灵来写作的作家，我可能还不够格，但至少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状况。作家至少应该有这种情怀--为自己人性的困难悲伤。如果作家的态度是游戏自己，那么他的使命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单独讨论的技术问题，作家的使命和他的手段是关联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大部分作家都不再关注人们的心灵吗？ 北村：作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失语，同理，我估计批评家对我这部作品可能也会产生失语的现象。不是说我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这种作品太少了，且如此坚硬和直接。我估计圈内会有人认为它很糟糕。《愤怒》的前半部分看起来好像在展示社会矛盾和阴暗面，后面却落在人物身上。这个人物的可爱在哪里呢？有一个细节，在法庭上他说，有一次，他没有钱了，跟别人去倒沥青，结果有一辆公共汽车在那里翻车了，民工就上去抢旅客的钱。他虽然没有去抢，但是他很妒忌那些抢到钱的人。他很惊讶自己内心的黑暗风暴。这不是说要某一类、某阶层的人要负担社会责任，而是作为一个人负担这些责任，因为良心的责任是人人都要负的，而恶、恨、罪也是一样的。小说里有一段，写的是主人公把那个仇人杀死了，他后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杀错？"其实他没有杀错，可这个疑问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作为线头绑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追溯自我心灵的人，他才会把这个看得很重。 他想，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如果他认为有，如果他足够强大，那么李百义就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式的人。但是，李百义没有这样做，他采取的是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奉献了出来，却造就成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物。 本文相关内容: 『文学作品』 。